熊召政：我是历史的驴友(图)

　　本书是著名作家熊召政的散文集，全书分为四辑：祝福中国，炎帝的力量，踏遍青山人未老，依旧的青山；共70多篇散文。《历史的驴友》延续了熊召政一以贯之的文字风格，谈古论今，借山水和风俗人情解剖文化、历史、自然和个体之间的内在关系。文字优美，清新自然。

　　骑“驴”悠哉游世界

　　近年来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喜欢旅游了。有几日闲情而耽于山水，也算是生命的一乐。一般的旅游者，称为游客。把旅游当作一种生命的体验方式，自驾一辆小车去往天荒地老之地，犹如古人驾一叶扁舟自庙堂回归于江湖者，则不能简单地称为游客了。聪明的年轻人，将这样一群山水的候鸟称为驴友，真是绝妙。初听这名字的时候，我想到骑驴的张果老，亦想到陆游的名句“细雨骑驴过剑门”，还想到19世纪法国著名的隐逸诗人法朗西斯·亚姆写过的一句诗“骑着驴子上天堂”。总之，驴这样的代步牲口，虽没有骏马那样威风，没有骡子那样强壮，但它踏出的碎步儿，很有点悠哉游哉的姿态，骑在它的背上，谁能不飘飘欲仙？自驾游者，将自己的坐驾称为驴，再称自己为驴友，既调侃又诙谐。我想，造出这个词汇的人，有上等的智慧。

　　1993年，我有了自己的第一辆小车，几乎就从那一年开始，我就是一个标准的驴友了。从此每一年，我都会挤出时间，或几天，或旬日，或逾月，远近不拘地酣游一番。过了不惑之年后，虽然驴友的身份不变，但兴趣却在慢慢地转换。由对风景的钟情衍变为对历史的探究。到了50岁后，我干脆称自己是历史的驴友。

　　我曾说过，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，其国民大都有嗜史的习惯。好的历史小说、历史随笔一直是坊间的畅销书，便是一个明证。我由年轻时喜爱历史到中年以后研究历史，由单纯的文学到文史兼融，实乃是完成了人生的转变。正是因为这一转变，我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驴友。

　　野山野水

　　大凡旅游，一是看山水，二是看古迹。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融为一体，给人视觉和精神上的享受当然是最大的，作为一个被都市生活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现代人，他之乐于当一个旅游者，原是为了求得一些摒弃俗累的欢愉。就像我，钟情于山巅水涯，对于漓江山水，张家界与九寨沟等纯粹的自然风光十分偏爱，可以说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逆反心理。住城市中，红尘滚滚，每日心结万端，常嗟叹失路之心不能自明，那一份疲倦，自是不能轻易排遣得掉的。若是能在秀山丽水中，盘桓几日，于千万叠白云翠霭中解脱一段若梦浮生，乃是极快乐的事。

　　因此，我之旅游，最乐意的就是游山玩水。名山胜水，的确叫人流连忘返。“一生好作名山游”的李白，一辈子目极山林之色，耳极泉瀑之声，把人世风霜变成如花岁月，其乐难言；还有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的石涛，枕石而眠，嗽泉而餐，一双抗俗的草鞋，踩过了多少山间水畔的绿烟红雾，真是一个令我辈羡慕不已的快活人。

　　照道理说，在通讯、交通甚为发达的现代，当一个李白、石涛那样的快活人应该说更有条件。遗憾的是，现代旅游已成为一项获利颇丰的经济产业，所有的名山大川，莫不人满为患，置身其中，很难获得古人对山临水所产生的那份闲情雅趣。因此在物质文明甚为发达的当今之世，要想获得纯粹的自然，恐怕只能走那些野山野水了。我总觉得，最能体现东方生命情调的，便是这些远离现代文明的野山野水。

　　古代的诗人、画家，在他们的山水诗和山水画中，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清纯的中国山水。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由儒释道三家构成。对于风景，儒家的感受力最差，甚至可以说是迟钝的。而禅家，道家笔下的自然风景，无不清纯可爱，但又各显其特色。

　　在中国，一个优秀诗人的素养，往往由儒、释、道三家的学问构成。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境遇中，他们以不同的心态来看待自然。闲适、恬淡，是禅家风景的特点；寂寞，虚无，是道家风景的内涵；凝重、隐喻，是儒家风景的实质。

　　禅与道对自然的态度有相通之处，都讲究“以心接物”。一花一草，一峰一石，都不依傍人类的意识而独立存在，因此，无所谓欢乐，也无所谓悲哀。纯粹的自然，人置身其中，不是高傲的统治者，而是构成风景的一部分。儒家风景却迥然不同，他们追求的是强烈的人格化的自然。尽管渗透于风景中的人格是高尚和优美的，但那并不是自然本身的实相，而是人类情绪的造就。

　　就我个人而言，对禅与道尤其是禅的风景意识更为欣赏。置身在禅意盎然的风景中，一颗被生活的激流污染很深的心会变得纯洁，脸上僵硬的肌肉会变得柔和。而且你会突然感到，平日被你欣赏的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，这会儿变得黯淡无光。同自然相比，人类任何伟大的业绩，都不具有永恒的价值。

　　那么，这种能让人顷刻开悟的风景到哪里去找寻呢？当下，它们只能存在于远离都市的野山野水之中。

　　关羽是风俗中人

　　2007年，我因为要写《三国的战争》这部书，花了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，经历11个省市，行程近两万公里，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三国遗址。回到家中捡点沿途收集的资料及随手写下的笔记，便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，三国的众多遗址，列入县、市、省、国家四级文物保护单位的，共有2000余处。其中最吸引游客眼球并享名最久的，竟都是诸葛亮与关羽这两个人的纪念性建筑。纪念关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山西解州的关帝庙，河南洛阳的关林，湖北当阳的关陵等等。虽然庙堂性的纪念建筑，关羽比诸葛亮要少一些，但民间的纪念，关羽又远远超过诸葛亮，中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关帝庙。

　　倘若遵循真正的历史，诸葛亮与关羽绝对不可能成为三国历史的轴心。尤其是关羽，文治谈不上，武功有得有失，特别是失荆州一役，竟惨败在吴国小将吕蒙手下，使本来实力最弱的蜀国雪上加霜，从此一蹶不振。

　　但是，民间的记忆与历史的记忆并不是一回事。历史重功绩，民间重道德。一个因自己的轻敌和孤傲而让敌人割了头颅的败军之将，为何成为众星捧月的英雄？岂止是一般的英雄，他自宋之后被许多皇帝追封，在明代达到了“圣”的地位。当时，文圣是孔子，武圣则是关羽，一文一武，堪为万世师表。从这一点说，中国的武将们，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他，即便是历史与民间都很看重的楚霸王项羽，也不能与关羽相比。比较之下，三国的头号政治家曹操以及关羽始终效命的刘备，也显得相形见绌了。

　　关羽之所以成了圣人，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一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，二是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。

　　朱元璋，这位和尚出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，创造了大明王朝后，便把“忠孝”二字定为立国之本。在忠臣孝子被视为社会楷模的文化环境下，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自觉地都会服务于这一思想约束与文化语境。大约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《三国演义》，便带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。虽然罗贯中没有给他笔下的人物贴标签、画脸谱，但全书贯穿的思想，始终离不开“忠孝”二字。

　　应该说，因为有朱元璋的忠孝立国的思想，有罗贯中的生花妙笔，才有了关羽成圣成帝的可能。在文人的心目中，诸葛亮的地位更高。杜甫的诗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，道出了所有读书人对他的尊敬与怀念。但诸葛亮始终只能是“道统”中的楷模。而关羽则不一样，抬举他的，热捧他的则是历朝历代的“政统”。相比于道统，政统有着更加强大的影响力。道统提倡风气，政统提倡风俗。以此论之，诸葛亮是风气中人，而关羽则是风俗中人。

　　客观地讲，罗贯中塑造的诸葛亮与关羽都很成功，但为何诸葛亮不入政统的法眼呢？这乃是因为，文臣与武臣是有差别的。文臣忠于社稷，忠连着忧患。武臣忠于朝廷，忠却连着愚。与忧患相连，忠是有条件的；与愚相连，忠是无条件的。任何时候，对于政统来讲，愚忠总是最受欢迎。

　　读史可提升定力

　　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阅读兴趣渐渐转换。30岁前，读书的兴味十之八九在文学范畴，古今中外的名著尽量搜求通读。40岁前，好读杂书，有趣者如《闲情偶记》，有见识者如《草原帝国史》等等，无不找来或浏览、或研读。数年之中，志于博闻，乐莫大焉。50岁后，阅读面收窄，且专注于史著，由明及宋，由宋及唐，由唐及汉，及春秋战国，愈行而愈远，愈远而愈曲，愈曲而愈精微，愈深邃。真可谓聚数千年于一案，常生发“我见古人，恨古人不见我耳”的感叹。

　　读史书的益处在于，让人拓宽视野，扩大心胸。人生于世，常有许多烦恼，无论是乐极生悲，还是喜从天降，往往不能自持，颓颓然者有之，飘飘然者有之。但泰然者，骤临巨变而安之若素者，却是少之又少。究其因，就是定力不足。而定力来自于知识、修养与心智。读史者，正可补此三种。说到头来，历史就是人的社会活动史。数千年来的中国，出过多少智者、贤者，又出过多少恶人、奸人？帝王将相也罢，才子佳人也罢，侠士羽流也罢，贩夫走卒也罢，凡在历史上留名的，一定有其过人之处。卞和献玉而被刖足，屈原爱国而投江，陈胜为活命而揭竿，司马迁坚持己见而遭腐刑，石崇炫富绿珠坠楼，董卓造逆东汉分裂……凡此种种，沧海桑田见得多了，胜残去杀见得多了，一个人便会生出定力。有了定力，便有了洞察力；有了洞察力，便有了平常心；有了平常心，便懂得感恩，懂得宽容。

　　前天去一所大学讲演，有一位同学问我应如何读书。我说，不要躺在床上读书，也不要对着电脑读书，应该坐在板凳上读书，旁边准备一支笔、一个本子，读到好处、妙处就打记号，就在本子上写心得。我说的这方法可能不适合年轻人，但这是我的经验。电脑的产生让人类变得聪明，但不能让人更加智慧。

　　今年，我坐在板凳上读过的书有《明通鉴》、《女真史》等数十种。时下，一股读史热正在国人中漫延，这是好事。但多数读者，读的多半是介绍历史的书。因此，这一类的书大行其道，且愈来愈磅礴汹涌。若想掌握历史常识，读读此类书籍亦可称开卷有益。不过，若要真想探求历史的奥秘，还是多读原著为好。

　　摘自《历史的驴友》

　　熊召政 著

　　海豚出版社

　　2012年8月